两级社会概念全面印证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1)

李柚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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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柚声 (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会员，前加拿大独立学者学会会员)

摘要：把人类社会分成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与人造二级社会发现，中华文明开始于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而其他原生文明都发生在与海洋、沙漠不远的狭窄地段，导致争夺土地的阶级斗争，但被海洋激发的彼岸宗教文化部分缓解，即亚细亚生产方式。北方蛮族入侵后形成的古希腊、罗马开始大量奴隶的使用，并伴有宗教文化的此岸化。在古罗马帝国引入彼岸基督教后进入中世纪黑暗时期，也即向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回归。只有中华文明代表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原始性，中国战国前后各有近两千年稳定期：春秋前的朝代更替战争短至一两天之内，而秦汉后转为户口减半的周期动乱，逐渐摧毁中产阶级而走向平民化，成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原始社会性的唯一代表。
关键词：原初社会，二级社会，阶级分化，战争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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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验证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一个全新视角

学术界对马克斯、恩格斯所提亚细亚生产方式曾进行多年的讨论，我广泛阅读的印像是：多数学者倾向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指原始社会，也应是马克思的原意，但并不是纯粹的原始社会，有学者则进一步提出系封建社会或者奴隶社会的可能(赵家祥，2001,2002; 庞卓恒,2011; 启良,2001; 涂成林,2013; 卢钟锋,2011)。学者们也认识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普遍性，以古希腊、罗马帝国开始的欧洲文明是歧出：文化演进动力是不断地突变，相对于其他文明地区，欧洲文明是一个明显的突变与歧出( Lamberg-Karlovsky, 2000 ; 张光直 , 2015)。本文要论证的是：中华文明是一个与欧洲文明相反方向的歧出，才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印证马克思、恩格斯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

作者将人类社会分成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与人造二级社会发现，与世界所有其他文明不同，中华文明开始于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到战国时期才进入人造二级社会(李柚声，2009，2014)。由于作为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儒道两家都以原初社会为理想，秦汉之后的帝国时代是一个逐渐向儒家圣王理想国演进的历史，使广大农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还停留在准原初社会阶段。如果其他亚细亚生产方式国家阶级分化导致农民某种程度的奴隶化与封建农奴化，秦汉后中国历史削弱中产阶级，使农民接近自然生活，即无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劳动异化现象：男人们在蓝天白云下照看绿色庄稼日夜成长，女人们照看家人与儿女的日月成长。他们的生活融入无限自然美中，也就更能体现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原始社会的特点。这一两级社会理论验证了马克斯、恩格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学说，并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展示马克斯、恩格斯的远见卓识。如果原初社会的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始共产主义说接近的话，中国传统文化富有共产主义因素，也是圣经伊甸园的生活。

学者们根据圣经推算出上帝按自己形象造人而产生亚当夏娃的时间大约在四千六百多年前，也就是地中海文明开始阶段，也是人类开始人造二级社会、人造人的时间：上帝用泥土造人，人类用语言造人。至于如何人造社会与人造人，亿万人就有亿万种想法，这些想法都是不成熟而需要不断调整的摸着石头过河，而每个想法的原创者都要说服以至迫使亿万人跟随他们的想法：神与专制的战争文明道路不可避免，也就是老子所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的原意，也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相印证。圣经记载说：“上帝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上帝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圣经：创世纪》第6章)人类从此走上以自己为敌的战争文明发展道路：在战争死亡威胁下求生存而导致社会结构复杂化与科技知识积累。

《圣经：创世纪》第11章说“那时，天下的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此后被惊动的上帝耶和华决定变乱人类的口音，使他们言语彼此不通，使他们分散在全地上。+

大概由于上帝这一决策吧，人类在十万年前就开始走出非洲，在一万多年前到达最遥远的南美洲，这样人类就遍布在世界六大洲上。在五百年前人类开始近代化之前，中国与欧洲地域与人口大小相当，又都有统一的文化：儒学与基督教。欧洲人听从上帝耶和华的安排，至今没有统一的语言。大概中华文明开始于圣经所说“天下的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时代，即语言极不发达的原初社会时代，中国远在秦汉时期就有统一的语言和文字了。大概为了弥补统一语言的缺失，欧洲近代化过程中开启了资本主义商业化的资本金钱的流通，用资本金钱代替统一语言的流通作用。春秋战国的中国与近代欧洲有一个相近的演变过程就不足为奇了：二者同样导致郡县或者科层官僚的现代政府，也就是中华文明政治早熟说。

如果春秋时代尚处于准原初社会阶段的中国大地知识分子对战争的急剧升级与人造二级社会的出现十分敏感的话，已经生活在人造二级社会四千多年的欧洲人就只能面对科技文化与社会变革的日新月异而欢呼了，在这种欢呼背后只有少数知识分子萌生圣经伊甸园式的乌托邦幻想，只有到这五百年近代化过程的后期才产生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如果老庄坚守原初社会天然生活之美，孔孟在老庄基础上进一步而要人造二级社会回归原初社会的话，两千多年后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把老庄、孔孟的理想现代化、科学化了。

图一对比春秋战国的中国与近代欧洲发现，二者走过一个相似的演化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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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思运(2014)比较老子与马克思异化思想的相同与不同之处，李泽厚(2016)更有《儒学、康德、马克思三合一》题目的文章，陈卫平(2022)论述中国哲学对欧洲近代化的影响，他们背后没有说出的话就是老庄、孔孟的儒道两家与马克思主义是同一思路：老庄、孔孟以纯真之心呼喊人类不要进入阶级剥削与压迫穷人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以超越时代的智慧引导人类走出阶级分化困境而重回伊甸园的共产主义社会。

我这里用美学二字来描绘原初社会生活：生活本身就是美，如同花香鸟语一般。如果二级社会是人类通过语言与理性思考来建造的话，原初社会是人类从猿猴继承来的社会，没有表达成语言。对于现代人来说，原初社会有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成分，本文没有遵从一般论文习惯，时而用原初社会纯美学语言做具体的描述，以期帮助读者穿越这一鸿沟。

二、从时空穿越感来体会两级社会的彼岸世界

一天下午三四点钟时，我在海湾边用近十分钟的时间观看一群数千只乌鸦从我头上天空飞过，回归远处的山林：它们组成长龙，背负蓝天白云，俯瞰青山绿水，它们时而向一面拐弯而后又拐回。它们的队伍整齐划一，动作一致，人类久经训练的军人也达不到这种程度。在我观看期间，我身边树上有十几只乌鸦也同时飞起，加入这一乌鸦群飞长龙。我想是什么力量使它们这样行动一致、彼此关照无间呢，我想到一个字：美。有如长江东流水，自然界的物质循环本身构成了大自然的美，并成为动植物生长与行为的背后动力，也包括早期人类。这里的物质循环系指诸如：植物吸收二氧化碳而生长，动物吃食消化植物而放出二氧化碳等等。

根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在鲁国任职，官至大司寇，代理宰相。在他治下，人们路不拾遗，从四方来到本城的客人不必向有关官吏请求，人们全都给予接待，让他们如同回到了家。

公元前496年，鲁国当政的季桓子接受齐国赠送的八十名舞女与车马，自己整天前往观看，懒于政事。子路就劝孔子离开鲁国到其他诸侯国寻求机会。孔子说：“鲁国即将举行郊祀，如果能将郊祀祭肉分送大夫们的话，我就还可以留下。”鲁国举行郊祀后，又没有向大夫们分发祭肉。于是孔子带领弟子们离开鲁国，季桓子派人用送行的名誉来打听孔子不辞而别的原因，对孔子说：“夫子您可没有任何罪过。”

孔子不直接回答，而歌唱道：“那妇人的嘴啊，可以让人出走；那妇人的话啊，可以让人身死名败。悠闲自在啊，聊以消磨时光！”

此后的孔子讲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的话也就可以理解了。正像作者指出的那样，某些不尊重传统的诸侯君主开始用太监嫔妃来建立自己的权力网，这是人为操控的二级社会的萌芽(李柚声，2014：60)。

从以上司马迁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1)诸侯国当权者可以终日玩乐，大臣可以随时到他国享受悠闲。2)大臣有罪后可以去他国逃脱。3)不用政府管辖，人民自己就自动招待来往客人，这样孔子与弟子们才可以周游列国十三四年而有吃住的保障。4)孔子离开鲁国的直接原因是鲁国当政者没有按礼仪规定分给大夫们祭肉，即君没有礼仪，我为臣的孔子就可以不辞而别了。孔子用唱歌来影射鲁国当政者迷恋歌舞的事，也说明当时社会活动还包括歌舞吟唱成分。

在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文化传统中，相当孔子位置的是苏格拉底，二者生活时代也非常相近。苏格拉底所在的雅典城邦，与孔子的鲁国大小相当，在中西两个世界的位置也相似。雅典当时实行直接民主制，由成年男子组成的公民来投票选择行政长官，通常任期一年。邱吉尔说：“民主制就是为了人民的目的，让一部分人民用大头棒来猛烈攻击(bludgeoning)另一部分人民。”

人民之一的苏格拉底被另外的人民之一的人告发，说他引入新神、误导青年。这两个对立的人民之一，在五百零一个人民组成的听审决策团面前相互争论之后，再由这五百零一个人民分子投票而分成截然相反的敌我两种意见：有罪与无罪。以微弱的多数，苏格拉底被判为有罪，而后被判为死刑。鲁国大臣有罪可以逃亡他国，雅典的苏格拉底也有逃亡他国的机会，但他坚持服刑被处死。作为苏格拉底学生的柏拉图就只能到他国逃命，那时的欧洲没有人会像鲁国市民那样主动招待外来人，好在柏拉图有足够的钱财养活自己。即使这样，柏拉图还一度被卖做奴隶，幸好被友人用钱赎回：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的春秋时代就决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这种人民之间分成敌我两方而用大头棒互相攻击的现象，也曾发生在苏格拉底与他的美貌妻子之间。苏格拉底在给学生们讲解讨论哲学问题时，他妻子跑来把苏格拉底如雷鸣般地破口大骂一通后，将一桶水泼到苏格拉底头上，这才默然离开。学生们正不知道他们的老师如何对待这一异常境遇时，苏格拉底悄然说到：“我就知道打雷之后是要下雨的。”

如果孔子用唱歌的艺术美来处理君臣关系的话，苏格拉底就用幽默来处理家庭的尴尬了。前者体现原初社会秩序的美学本质，后者体现二级社会理性秩序的不可人为操纵性。那么，马克思、恩格斯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所揭示的中国传统农村生活是更像孔子的歌声之美呢，还是像苏格拉底的无奈之幽默。这里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家乡冀中农村情况来显示这一点。

等男人们都下地劳动，做下一顿饭的时间还不到，冀中农村妇女就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闲谈。五十年代初，我刚上小学，学到“经常”这一单词，讲给她们，她们全不知道。但她们能分辩出附近每个村庄的不同口音，在她们的教导下，我也能分辩出周围三四个村庄的说话口音。我后来上学接触不同村庄的同学，就终生失去了这种能力。这样的农民没有接受任何二级社会思想体系的能力，除非像基督教那样每周一次的长年灌输。她们对人类声音分辩率远高于现代人，才能真正体验人类语言美的意韵，而非仅仅是词语表面的含意。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母亲、祖母一代河北农村妇女还遵从几百年的传统习惯，由当地老年妇女担当的媒婆介绍，再由父母包办，与自己不相识的男人结婚，然后到男人村庄生活，负责男人一家人的衣食。她们结婚后融入邻居间的妇女群，她们全是邻村嫁过来的：这种邻里中经常见面闲谈的妇女群在一二十人之内。成人们记忆最深的是一起长大成人的姐妹兄弟们，成年后他们保持终生来往。冀中妇女们还与包括丈夫以及自己的父母的兄弟姐妹家庭终生来往，每年都多次互相访问，互通有无。至于某种原因认识的朋友家，却为数不多，并且有来往几年后中断的可能。这样她们认识来往的人数在五十到二百之间，多少与如何计算有关：诸如是否把她们来往的家庭大人小孩全都计算在内，是否把经常见面的家庭邻居包括在内等等。

我这里用美与仁来概括这些妇女与他人来往的社会交际。她们闲谈除了在一起消磨时间外没有任何目的，她们经常笑，本身是一种优雅的美。她们经常互相帮助，照顾贫弱的一方，即稍富有的一方主动送给对方粮食米面，至于邻居家妇女做饭缺油少盐更是相互供给而不分你我了。

当时过往乞丐非常多，尤其在农闲时，经常前后不断。招待这些乞丐的就是家庭妇女的工作，她们通常将家庭剩余的干粮，诸如窝窝头、玉米饼子等，用手掰开成小的块状，即一口干粮。乞丐敲门祈求说：“奶奶，奶奶，给口干粮吃吧！” 女人们是不会让乞丐空手走过自己门坎的，而乞丐又那样多，就只能尊重传统习惯而只给一口干粮了。即使这样，乞讨一两个小时也就够一天的饭食了。她们还让这些陌生人乞丐如同回到了家，这些乞丐在附近公共碾房过夜时，妇女们就主动帮助他们，借给他们遮寒的衣被。这与孔子等人出走而有衣食保障一样，不过是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级别罢了。

她们的社会行为完全像猿猴的皮毛修整，猿猴皮毛修整是相互帮助对方不能够到的背后皮毛，并且替对方捉拿虱子。从猿猴皮毛修整可以推算出，裸体人类语言交往涵盖面在150人左右，占用清醒时间的百分之三十左右。我家乡农村妇女闲谈交往也大致如此，她们闲谈内容跟儒道佛毫无关系，是代替猿猴皮毛修整的天然美。

握有食物的黑猩猩面对刚刚与自己打斗过而来伸手乞食的同伴，难以忍住内心的愤恨，但仍给出食物，只是放在地上让对方来取，就像对方自己在树林里伸手摘取一样，即给出者自动放弃施舍者身份而已。如果这是猿猴社会中的儒家义的话，猿猴的相互修整皮毛与替对方捉拿虱子就是儒家的仁了。

马克思所说亚细亚所有制形式的特点之一是个体对公社的依附性。如果印度农民因为灌溉要依附于公社的话，河北农村妇女能融入面前的任何人群之中，如同上述乌鸦群体一样，她们依附的不是任何权力，而是天然的人性需要：美。 河北农村五十年代的成年妇女在她们四五岁时就开始裹脚后只能在住家院子附近走动，嫁到十来里远的邻村，在她们的体验下也是天地悬隔的另一世界，一个看不到任何熟习面孔的世界。她们以个人身份融入他村群体生活的长龙，一个像那数千只乌鸦群飞长龙，不过是数百年前后一致的中国农村准原初社会的社会生活长龙。孔子与他的学生们从鲁国周游列国，就先后加入当地诸侯国的社会生活的长龙中。这个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长龙，不是什么家族，更不是什么基层公社，而是自猿猴社会继承来的社会生活的美。他们不知道，也绝对不会想到要用大棒相互攻击，要把一桶水倒在对方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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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柚声

两级社会概念全面印证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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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阶级斗争、战争的普遍性与亚细亚生产方式

(一)从宇宙进化表看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

根据大爆炸理论，我们的宇宙是在137亿年前开始的一次大爆炸中形成的。四十五亿年前出现包括地球在内的太阳系，三十八亿年前地球上出现单细胞生物，十五亿年前出现具有细胞核的真核细胞，六亿年前出现多细胞生物。六千九百万年前出现猿猴，七百万年前出现双脚走路的人类远祖，三十五万年前出现我们祖先：智人。

在这个宇宙进化表中：第一个纵行是大爆炸形成的物理世界，第二纵行是从DNA开始的生物世界。推动生物进化是基因突变，而基因突变是DNA复制的错误，复制错误当然是对生物有害的，只有千万分之一的机会复制错误对生物有利，导致生物的进化。

宇宙进化表

人类用语言密码来建构全新社会生活构成上表中第三个纵行，如同用遗传密码来建造生物世界一样，但这一纵行才有五千年历史。对应137亿年的物理世界与三十八亿年的生物世界，人类五千年文明史只能是宇宙间不同层次的转换，如同人体DNA被环境放射线击中而发生突变的瞬间，不能视为常态。以下为我们智人语言发展史：

1、单词(歌)(三十五万年前)

2、句子(诗歌)(十五万年前)

3、段落(散文)( 八万到五万年前)

4、文章(论文、短篇小说)( 一万年前)

5、书籍(论著、长篇小说)( 五千年前)

我们这里推测三十五万年前出现的智人就有单词阶段的语言能力，到十五万年前，人类词汇积累到可以组成句子来表达一个特定的意思的阶段，这就是诗歌朗诵与歌唱阶段。人类在大约十万年前开始走出非洲。

在八万到五万年前，人类语言到达段落阶段，有足够的词语描绘各自的日常生活经历，也就是个人主体意识的出现：人类已经能够用语言来“我如何如何”的主体意识思维了。这样的人类才揣想人死后的灵魂存在，才开始丧葬仪式。此后才开始弓箭与火的使用，但只有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岩画是纯自然美的象征。人类开始如同今天的聊天活动，不过当时的聊天简单，语言发音时间远远长于现在语言，更像诗歌演唱罢了。

如果诗歌散文可以集体创作、集体分享是一种自然美的话，一万年前人类语言发展到创作短篇小说与论文思考程度。如同今天几个三五岁儿童聚在一起，一边编造故事一边排演他们的故事一样，这个阶段的早期人类也可以把他们想象出来的短篇故事排演成集体游戏，甚至让一个人主导。与诗歌散文般的聊天相比，仅仅增加了集体动作而已。如果早期人类尚能边编造、边表演地进入短篇小说故事游戏的话，长篇小说的创作者们就只能使用权力来让千万人进入自己的小说内生活了：经济控制是权力唯一可靠来源，人类面临也就只有阶级斗争与战争的残酷了。

莎士比亚说，人类的整个世界是个大舞台，我们出生时哭是因为掉到这个充满傻瓜的舞台上来了：人类文明史这部长篇小说不是文学家们的创作，而是各种特殊境遇逼迫下的不得已而为之。

(二)海洋景象与杰尼斯双相脑人精神病

人类祖先开始于非洲森林里，海洋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遥远神奇的新世界。今天人们面对海洋而兴奋与赞叹时可以表达成语言，语言不发达的史前人类面对无边无际海洋而为了抒发他们内心感受而发展巨石文化，那是一种什么境况呢？他们听到了神的呼唤与命令：即宗教文化的彼岸色彩，也是二级社会的彼岸色彩。

杰尼斯(Julian Jaynes, 1920-1997)是一位美国心理学家，他研究并提出双相脑人(bicameralism)精神病现象。他认为，人类主体意识思惟是一个以语言为基础的文化建构。他认为：以语言为基础的人类主体意识在三千年前出现于地中海文明的世界中，而在此前的近一万年的时间里(9000-1000 BC)，人类为双相脑人(bicameralism)，即今天的精神病：他们幻听到神的声音，执行神的命令(Kuijsten,2006)。根据杰尼斯的意见，圣经旧约部分没有人类主体意识的记录，他们直接表达从上帝听来的旨意。古希腊荷马创作了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前者中人物没有主体意识，而后者才出现主体意识(Kuijsten,2006)。

我个人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商朝的甲骨文就有主体意识的明确证据，而易经八卦占卜更是主体意识的证据，他们揣测现实生活中的未来之事。

地中海文明中的双相脑人现象是人类初次进入大型人造二级社会的精神迷惘状态。史前地中海人们不可能人人都听到一样神的声音，如果少数人把巨石建造说成是神的命令的话，他们只能以此来说服众人来参加，那些不愿参加的人就会受到惩罚，甚至被杀，声称神命令他们杀人。

我一本古希腊、罗马神话书籍，我通读的感受是：在古希腊神话世界里，生活中的一切都由神来控制，神又无处不在而不为人所理解：人们生活中无意中得罪了神，就会导致灾难性的效果(Hamilton, 1942 )。

大概正由于此吧，两河流域与古希腊人占卜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用占卜来询问神的旨意，而商朝占卜是询问人类现实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中国古代文化没有双相脑人现象，更没有西方上帝造人式的神话。中国神话是神农尝百草、燧人氏钻木取火。

(三)从两级社会看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到：“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至于马克思主义对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与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设想，就是承认五千年的阶级斗争历史是非常态的歧出。

伊亚尔(Earle,2002)将权力分为四种，即社会﹑军事﹑思想意识与经济。他分析说，所有复杂社会都有军事权力作后盾，但军事权力有固有的局限，即依靠军事力量者常常为军事力量所反叛。建筑在亲缘关系上社会性权力有面临不断分裂的可能，而思想意识难以垄断，也难以集中。伊亚尔结论说，只有经济权力可以单独使一个政权稳定，而经济来源的控制权也是获得其他三种权力的捷径。

卡尔内罗( Carneiro, 1970)首先提出人类文明发展的自然屏障学说，即地域限制因子 (circumscription)在文明发展中的作用。这种学说认为战争是一种驱赶人类向四周扩散的办法，即如果你不向远处扩散，我就来攻打你啦。等人类没处扩散时，战争式的暴力就有了长期存在的社会原因，也就是国家的出现。

人类三五万年前自亚洲来到美洲，几万年下来，人类遍布南北美洲的所有地面，但只有在南北美洲交接处的狭窄地段形成了美洲最早的文明。南美洲秘鲁地区文明是独立形成的，出现在世界最长的沿海的阿尔比斯山脉与海洋之间的狭长地段。这两个地区几乎是美洲唯一离海洋与沙漠都不远的地段。海洋激发神灵的宗教文化，沙漠激发游牧民族的男权战争倾向，而狭窄地段导致争夺土地的战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说。

除了中华文明外的另外三个欧亚非原生文明：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也全部发生在离海洋与沙漠不远的狭窄地段，不过这里是河流造成的农业灌溉区。美洲的原生文明也有灌溉渠道，灌溉与否可使农业产量有数倍的差异。

幼年哺乳动物都有游戏的习惯，只有人类把这种游戏的习惯保留终生。依据幼年哺乳动物游戏为成年生活做准备的说法，人类保留终生的游戏习惯就只能是为一种全新高级生活作准备。人类五千年战争升级的文明史只能理解为人类在赛跑场上的抢跑行为。这种游戏变真后的不可人为操纵性，使人类用自我为敌来完成知识与财富的积累，以现代科技电脑代替人类体力与脑力劳动的将来，人类才可重回纯美的天然生活。

艾柯哈尔德(Eckhardt,1995)用战役频率作为战争的度量，用帝国面积总和作为帝国的度量，用进入百科全书与教科书的名人数目作为文明的度量。艾柯哈尔德将这些名人称为天才，即天才的数目构成文明的度量。艾柯哈尔德的研究结果发现，整个世界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螺旋，只有上升，没有下降。艾柯阿尔德发现所有文明例子在螺旋上升过程中，不仅文明﹑帝国与战争同时上升，并且导致社会不平等的扩大，表现为﹕奴隶制，种姓制度，阶级分化，与社会等级制等。

伊亚尔、卡尔内罗与艾柯哈尔德的理论证实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也是除中国外的五个原生文明的历史现实：奇特的地理位置迫使人类走向以阶级斗争为杠杆来推动财富与知识积累的五千年战争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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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柚声

两级社会概念全面印证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3) 四、从原始共产主义走向战争文明的突变与歧出 (一)从花香鸟语的天然之美到笼养的现代生活 我幼年在冀中农村生活时，捉住成年麻雀放在笼子里养，它不吃也不喝，在两三天内安静中死去。如果捉住刚出生不久的幼鸟，放在笼子里养，它就会享受主人供给的饮食而终生生活在笼子里。现代人两三岁就进入托儿所，而后是十余年的基础教育来建构我们的思维框架，我们只能是笼养的鸟。只有笼养的鸟才终生工作时间长于娱乐时间而不自觉。仍过采集狩猎生活的南非昆桑人每周只花二十小时来采集食物，文明前的农民劳动时间也很短，仅仅是他们生活的插曲。文明人类分化出监督他人劳动的有闲阶层才养成现在的劳动时间长于娱乐时间的习惯。 孟子讲人见孺子将入井而有恻隐之心，人类最喜爱的动物是大熊猫与犬类，因为它们在形象与行为上最像人类孩子。年轻人第一次恋爱时恨不得把自己的每一个细胞都献给对方，夫妻性生活终生上千次之多，而怀孕生育不过五六次而已。这是人类天性中美美与共的美学本质。 人类如何从天然的原初社会走进笼养鸟类的二级社会生活，这里列出从史前原初社会向二级社会阶级分化逐步演进的八个歧出或突变的积累，最后的欧洲近代化是人造二级社会发展的顶级阶段： 1、中华文明是人类史上的第一个歧出：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 除上述五个原生文明突变外，遍布世界六大洲的其余人类仍然如同猿猴一样过着部落与酋邦的自然生活。酋邦是生活在部落中的人类因为某种现实需要而组成的部落之间的联合组织，多不稳定。中国是唯一远离其他文明而又适合农业的开阔地带，欧洲为山脉与海洋分割成多个狭窄区域。夏商周酋邦国家形成的现实需要就是维持和平与防止黄河水患，即黄帝与大禹的故事。王玉哲(2004：3-5)在他的《中华远古史》中写到：“中国的中原地区，战国以后基本上已是清一色的华夏族的天下。可是在春秋以前的中原地区…是一种华戎杂处的局面，这种现象，越往上推就越普遍。”这种说不同语言的各种民族杂处的时代，就只能是酋邦阶段的联合国式超级大国，那些戎族庆幸有华夏民族为他们提供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由于他们的语言处于原初社会美学表达阶段，也就很容易在战国后形成统一的汉语。 如果维持和平是人类普遍需要的话，黄河改道与长期大面积水患就是中华文明的独特风险了。从历史上的黄河改道图(图二)可以看出，这样大面积水患而导致大禹离家十三年而通顺出一个新的河道而结束这次水患。 图二、虚线代表大禹时期的海岸线。点状虚线代表黄河的主要旧河道，最上面一条大致自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前602年，最下面一条从1939到1947年。中间的圆圈代表自高原山区进入平原的关键地段，此处决堤造成大面积水患。 2、第二个歧出：震惊世界的古印度伊甸园式理想国 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二个歧出是以哈拉帕(Harappan)与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两个古城遗址为代表的古印度河流域文明，在公元前2600年达到高度成熟阶段，分布在约1250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公元前1900年或被泥石流多次淹没而消失。这两个古城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被发现，有大量石器、青铜器、印章，城市建筑颇有些现代化，如有统一规划的建筑蓝图，有自来水与浴室等，估计城市人口都在四万以上。这是成熟的二级社会，但没有阶级分化，也没有军事设备，最后也就为北方入侵的雅利安人占领。这一古代文明区域包括向北延伸的印度河两岸与非常长的海岸线沿海地区，有与两河流域商业交往的证据，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的辉煌城市建筑看成与埃及金字塔一样，是地中海巨石文化的变种。 学者们相信，这背后有一个强大有力的控制集团。我们这样设想，这个控制集团形成的早期最大可能是有过战争阶段，不过很快形成制止内部争斗的强大控制集团与背后的彼岸宗教文化信仰。 3、第三个歧出：埃及金字塔是史前巨石文化的继续 埃及是人类从非洲到欧亚大陆的唯一狭小通道。尼罗河有比较宽阔的河滩，在这里种小麦，小麦收割后的七八月份河水暴涨淹没数个月之久而使河滩变得异常肥沃，有利第二年小麦生长。尼罗河两旁是沙漠，而尼罗河上游是难于逾越的瀑布，也就难于为敌人攻击。这里也就成为争夺土地的阶级斗争而形成国家的典型。公元前3500年，由于人口增长而彼此攻占不已，首先形成上下埃及两个国家，在公元前3100年统一为延续两千五百年的超稳定古埃及帝国(3100-525 BC)。埃及离撒哈拉沙漠的納布塔普拉雅石陣(Nabta Playa)不远，是七八千年前建造的天文測算巨石結構。埃及延续地中海史前巨石文化，他们为法老建造金字塔的坟墓时热情很高。最大的金字塔用了230万块重达2﹒5吨的巨石建成，他们的宗教信仰来世。埃及帝国有明显的土地占有的阶级分化，有贵族阶层与常备军人，但与超稳定的古代中国一样，法老也使用文人官僚。 4、第四个个歧出：作为二级社会典型代表的两河流域文明 两河流域地区是海洋、沙漠、群山围绕的狭窄地段，但比埃及尼罗河开阔的多，从而成为南方与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入侵与争夺的地段。史前阶段这里就有大的宗教庙堂的遗址。由于干旱、风雨的气候问题，生活不稳定，也就形成了文明开始阶段苏美尔人的悲观情绪。他们相信人类是主神创造来膜拜诸神的。两河流域地区形成强大的占领土地的贵族与祭祀阶级，形成城邦的城市生活与话语中心。在这样的社会生活情境下，出现人类文明史上第一部汉谟拉比法典石柱，把法典作为神的命令来将贵族与男人的崇高位置法律化。神与法律都是人外之物，也就是天下神器不可执不可为的原意。如果把两河流域看作二级社会原生文明的典型代表的话，离此由近到远的埃及、古印度、古中国，就逐渐远离二级社会了。 5、第五个歧出：欧亚北方游牧民族的大规模南侵 1956年玛利亚·金布塔斯(Gimbutas, 1956)在《史前的东欧》一书中，她综合地利用了考古学和语言学来对印欧人类起源进行研究，将印欧人的原住地（英语：Urheimat）定位在东欧大草原，即两个大内陆海：黑海与里海北岸上的草原区域，也是世界唯一将寒带草原游牧民族带到神秘海洋面前的地理环境。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这一游牧民族开始使用欧亚北方特有的马匹与南方文明传来的轮车、青铜与铁制武器。他们以草原男人们集体骑马追杀大型动物的习惯，开始向南方文明的富有城镇进攻捋掠。他们在公元前1700-1500年间与公元前1200-1100年间掀起两次对南方文明地区大规模入侵，除中华文明外的其他欧亚非文明都被他们侵占。商朝时代华戎杂处的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包容性，能够在没有引起王朝与诸候国注意的情况下，把他们打败消融。 6、第六个歧出：南北文化交织形成的大量使用奴隶的古希腊、罗马文化 古希腊、古罗马是在地中海文明的影响下受到中欧草原游牧民族南下侵略而形成的。以雅典与斯巴达为代表的古希腊在两河流域的占地贵族与祭祀阶层外形成了一个称为城邦公民的军事阶层，他们公开辩论后表决作为城邦政治的决策过程，也成为对贵族与祭祀阶层的牵制平衡力量。这一强大的军事公民阶层，成为俘虏使用大批奴隶的权力保障，也更加体现阶级分化的战争本质。据说古罗马帝国至少25%人口是奴隶。古罗马使用大量奴隶建造至今遗留的宏大罗马竞技场，据说五百年里有七十五万人死在这个数万人围观的竞技场上，大部分是奴隶。 如果古印度城的辉煌与古埃及金字塔的宏伟传达地中海原始宗教的彼岸色彩的话，两河流域文明就把这种彼岸色彩的宗教文化制度化了。古希腊、罗马把这种彼岸色彩去除，形成人神相似的此岸宗教：人与神可以直接来往，神与人一样有情欲，神与人结合生的下一代是英雄。犹太基督教将人们重新带回彼岸信仰，所以古罗马帝国引入基督教后就逐渐走向衰亡，欧洲就进入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相近的封建社会了。 7、第七个歧出：犹太、基督教的建立与传播 根据圣经记载，摩西带领数万犹太人从埃及逃出后辗转战斗四十余年而到达最后定居地，他们穿越敌对的异国他乡时只能边走边打。摩西带领犹太人不断顶礼膜拜没有偶像的上帝，才使犹太民族团结一致地走过这一灾难历程。摩西把埃及法老提倡的一神教与两河流域主神造人说相结合，而写成圣经前五章。 作为犹太人的耶稣，自称上帝儿子，在犹太教的基础上创建基督教。经过饱受古希腊哲学洗礼的圣保罗进一步发展，使基督教走出犹太民族而成为普世宗教。罗马帝国在公元313年将基督教列为国教，基督教成为促使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基督教影响下富人们开始将钱捐献出来建医院与收容所来救济为疾病与饥饿威胁的人们。而帝国为日耳曼人灭亡后，基督教成为欧洲维持起码社会秩序的文化中心，人们就把中世纪欧洲称为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 8、第八次歧出是五百年的欧洲近代化过程 欧洲近代化过程正是以打击传统基督教的宗教战争与恢复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文艺复兴开始的。如果这是把以山脉分割的希腊半岛扩展到山脉海洋分割的欧洲半岛的话，古罗马帝国侵占所有地中海沿岸国家，近代欧洲就向全世界进军了：二者都开始大量使用奴隶，如果古罗马帝国最后向印欧发源地的欧洲中部进军掠夺奴隶的话，近代欧洲就向人类发源地非洲进军掠夺奴隶了。 与欧洲近代化相似的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没有大举外侵扩张，更没有掠夺奴隶，也就能为欧洲近代化提供自己的四大发明：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这四项技术缺一都会使欧洲近代化成为不可能。如果在古希腊半岛征战的众多城邦中，十多万人的雅典城邦能以现实与理性的眼光面对人造二级社会的话，广阔中华大地上的诸候文人们就以现实与理性的眼光面对原初社会与人类的天然本性了，如果二者的汇合成就了欧洲的近代化，二者的汇合也有望开拓解决当今世界难题的思路。 (二)轴心时代古希腊与古代中国的差异及其后果 雅斯贝尔的轴心时代(800年-200年BC)是为未来奠定哲学基础的时代，人类对自身世界的认识第一次深刻到终极意义的层次。在欧亚非诸文明中只有古希腊与中国出现成熟的哲学，其他文明出现终极意义上的宗教，即犹太教、印度教佛教与伊朗的拜火教。 把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孔子、孟子、荀子相比较，发现他们具有相似的前后演化：从中间的柏拉图与孟子的高度理想哲学到亚里士多德与荀子的现实眼光(李柚声，2014：145-157)。 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没有奴隶，并且男女平等，而亚里士多德则长篇论说主人与奴隶的分别出自自然，他说：“战争的艺术是一门关于获取的艺术，因为它包括狩猎，是一门用来对付野兽和那些生来应该受统治却不愿服从的人的艺术。这种战争当然是正义的。(斯塔夫里阿诺斯，2006：113-114)” 可见作为师徒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揣测完全不同的理想国，反映二级社会的多样性。中国在战国时期进入二级社会，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孟子、荀子对当时的二级社会政治采取全面抨击与调和的不同态度。 发展基督教的关键人物是圣保罗(Paulus；约公元3－67年)，他出身为高贵的罗马公民，受到良好的希腊化教育，对希腊哲学有深入研究。此后基督教在他的影响下逐渐以柏拉图理想国来规划教宗组织。近代化后的欧洲知识界才逐渐放弃柏拉图理想而重新捡起亚里士多德的实用。宗教革命使教民从罗马教廷摆脱出来，个人直接与上帝对话，也就与两千年前庄子的真人追求与宋朝后文人个人道德追求相似了。大概正由于此吧，现今世界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即基督教新教地区与儒家文化圈。 中国春秋战国之间发生社会结构的质变而伴有大规模升级的战争，而后是被现代学者称为军事警察国家的秦国的短暂统一。与古希腊、古罗马依靠贵族与公民军事阶层不同，秦始皇与汉朝初期都曾将全国富裕人家集中在首都附近来监控，秦汉之后的中国历史是一个逐渐消减中间阶层而把亿万农民直接放在皇帝之下的过程，用一个科举选择的官僚文人群体来代替(李柚声，2014; 梁漱溟，1949; 钱穆，2001; 秦晖， 2007)。中国历史从现实眼光的荀子而到理想的孟子，这一转变在宋朝完成，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也就最终关闭了古希腊、罗马的公民军事阶层的可能。 即使这样，轴心时代的古希腊与中国都从长期诸国战争而最后为文化落后的边疆国度吞没。古希腊灭于马其顿王国而中国灭于秦，而最后接替马其顿与秦朝的是自称狼孩后代的蛮族罗马与出身平民的汉高祖刘邦。这也充分显示二级社会的不可人为操纵性，也是某种程度的皮厚心黑得势。宋朝进入文化高度发展的平民社会，此后的改朝换代就只有请北方蛮族与乞丐来担当了。 作者查阅网上资料发现：西方五千年历史是典型的战争升级史，而中国将西方这五千年战争升级史压缩在战国时代，此前后各有近两千年的稳定期。秦汉之后为户口减半的周期动乱所代替，如果古希腊、罗马的军事阶层与中世纪欧洲的骑士阶级为个人利益而战斗的话，中国古代农民就只是为他人而卖命了。中国古代有“兵匪一家”与“好男不当兵”的俗话，1970年我在河北河间诗经村下乡巡回医疗时，听农民叙说此村的冯国璋如何在长期僵持之后攻下辛亥革命军占领的南京，他告诉军士们攻入南京后三天不点名，三天中他们可以烧杀抢掠与强奸妇女，只要三天后回来报到就可以了。 在西方军事压力下，1840年后中国战争才与世界一样进入急剧升级阶段，近一百年来的改朝换代与外敌入侵，但没有发生历史上的户口减半。如果历史上，官僚知识分子在推崇道德的儒家文化的薰陶下，近代由于报章杂志的普及，古代仅仅限于知识分子阶层的知识就急剧扩张读者，而将大批城市市民与农村精英阶层带入近似儒家文化圈之内，这至少是战争升级而没有户口减半的重要原因。 中国历史把二级社会的不可人为操纵性最大限度地限制在朝廷与官僚知识分子阶层，这种不可人为操纵性体现为以杀戮做后盾的政治推动，但这种政治推动仅限于官僚结构之中，不进入农村，这也造成官僚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伤痛，表现为诗歌自我表达度的降低(李柚声，2014：196-239)。 8 D$ g3 m8 j6 G0 y 3 C; C7 U# i& s) H0 `& M, F#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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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柚声

两级社会概念全面印证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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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亚细亚生产方式

赵家祥用四篇文章详细引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前后几十年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不同论述，可谓包揽无遗。他也引用梅络蒂教授指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普遍性，说除去西欧、北美以外的其他国家与地区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在开始时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一种与欧洲社会完全不同的、独立的地域性的社会形态。1859年马克思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时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一词，他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很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成是原始社会，而这种把中国古代社会看成原始社会近来也就得到国内学界的广泛认同(赵家祥，2001-2;庞卓恒,2011;启良,2001:420-433;涂成林,2013;卢钟锋,2011)。

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本身，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明确指出“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的三个特征：

(一)个体对公社的依附性：“共同体是实体，而个人则只不过是实体的偶然因素，或者是实体的纯粹自然形成的组成部分。”

(二)土地的非私有制：“在亚细亚的(至少是占优势的)形式中，不存在个人所有，只有个人占有；公社是真正的实际所有者；所以，财产只是作为公共的土地财产而存在。”

(三)产品的自给自足性：“生产的范围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

以上三条也就导致：缺乏私有财富，特别是缺乏土地私有权导致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王朝的斗争和军事征服所引起的亚细亚社会政治结构的周期性变动，不伴有经济结构的变革，也就造成了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古代农业公社的连贯性。

结论：世界上除中华文明外的五个原生文明都发生在离海洋与沙漠不远的狭窄地段导致争夺土地的阶级斗争与战争，如果用这五个原生文明代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话，它们有明显的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只是在史前遗留下来的海洋宗教文化气氛中，对阶级斗争有所调和而已，而宗教信仰也是阶级分化迫使人性异化的标志。

我们这里用两河流域与印度文明作例子来展示这一点：

L·S·斯塔夫里阿诺斯(2005：59)在他的《全球通史》中如此描述人类最早的两河流域文明：“城墙外面是农田，城市居民的生活最终取决于农田的收成。大部分土地以大地产的形式被占有，占有者是国王、祭司和一些富人。他们将土地划分成小块份地，连同种子、农具和耕畜一起，分配给为他们服务的农人。农人提供劳动，然后将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通过多种形式缴纳给寺院、宫庭或地主，作为报答。”

上述古印度河流域文明之后的印度才进入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范畴。L·S·斯塔夫里阿诺斯(2005：147)的《全球通史》一书说孔雀王朝是印度文明到高锋，可与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相比：

“所有这一切全靠“国王提取的六分之一”的收成来供养，不过，国王提取的收成实际上常提高到四分之一，留给农民的仅够维持生存。法律是严厉的，维持秩序的手段也是无情的。军队号称有七十万人，配备9000头大象和10000辆战车。精干的密探无处不在，通过信使和信鸽将一连串的报告送交首都。严酷的刑罚常被用作惩罚和逼供的手段。总而言之，这是一个高效率的、严厉的、官僚政治的社会，充分体现了考底利耶所说的名言：“政治学是一门关于惩罚的科学”。”

此书(L·S·斯塔夫里阿诺斯，2005：572-573)还对近代大英帝国长期统治印度时的传统生活进行了描述，也是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描述。印度土地被认为是君主的财产，农民通过上交赋税换取土地的世袭使用权，这种赋税从六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每个农村都有自己的陶工、木匠、铁匠、书记员、村镇牧人、祭司和教师及占星术家。

“村庄的政治结构由一个每年经选举产生的五人以上的地方自治会构成，今天称作乡村自治委员会。乡村自治委员会通常由种姓首领和村里的长者组成；他们定期开会，来执行地方审判，收集赋税，让村里的井、道路和灌溉系统得到维修，设法使工匠和其他专门职业者得到供养，殷勤地招待途经村庄的旅行者并给他们提供向导。……如果中央政府强大到足以维持秩序、足以将田赋限制到通常收成的六分之一，那么，农民群众确实过着安宁、满意的生活。但是，中央政府常常衰弱得不能维持秩序，因此，农民们受到贪恋的税吏和强盗团伙冷酷无情的敲诈勒索。”

总之，从两河流域与到近代印度都有明显的阶级分化，统治集团成为农民生活的直接组织者与强力参预者。除中国之外的其他亚细亚生产方式都有明显的阶级分化，不过没有像古希腊、罗马那样大量使用奴隶罢了。

L·S·斯塔夫里阿诺斯(2005：155，70，164))在他的《全球通史》中多次强调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从来没有出现过祭祀阶级，宗教以祖宗崇拜为特征；政府官僚数量很少，而政府功能局限于安全、稳定与税收。至于祖宗崇拜是文明前人类家族社会的体现，夏商周贵族借以稳定政治、维持和平。

六、中国传统农村准原初社会性质的论证与现实描述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学者对华北农村调查研究的结论是：华北农村与日本农村一样是自然村，有自己独立的生活、生产、精神意识上的自然连接(祁建民，2020)。日本是在中国儒家文化熏陶下产生的次生文明，由于海洋影响而有比中华文明更强烈的宗教文化，而他们是以日本近代西方化后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传统农村生活的，所以自然村为自然而然，没有现代社会的人为因素。

我这里以河北家乡冀中农村上世纪五十年代社会生活做例子。虽然那时的农村人口已接近饱和状态，但还有田边地头、房前屋后以及河岸上的闲散土地以及少数未开垦的大面积荒地，我估计可占到耕地的百分之十左右。在人口压力下可以增加耕地产量，也可以开垦这些闲散荒地，在人口不足的情况下就可以减收与放弃部分耕地。即人口饱和是相对的，尚处在动态平衡之中。明清时代，绝大多数农民是占有土地的自耕农，中国农村生活更像史前狩猎采集人与远古农民。

据说朱元璋曾下令严禁官员到农村去，要他的官员只能老老实实待在官衙里，不许打着体察民情的幌子去搜刮民脂民膏。这就是皇权不下县的历史，近代外国人到中国后的意外印象就是到处都是的由护城河围起来府县城。古代战争攻破县城就占领全县了，无需顾及农村农民的事：高大的城墙与护城河象征着两级社会之间鸿沟的不可逾越性。

一个县官外加几个胥吏狱吏就管辖全县几十万民众了，他们的功能仅仅在于维持社会安定与惩治极个别的暴力罪犯而已。五十年代我在农村生活的十来年里，在附近村庄里没有听说过精神病人，也没有听说过暴力犯罪事件，当地的犯罪率与精神病率可能远低于城市。上述两河流域与印度农村都有强大的二级社会建构来控制农民生活。

在自然村的自然生活中，人性稳定社会的能力得以显示。龙登高(2021)等专文论述农村民间组织与基层秩序，强调“政府可通过士绅联系民间组织，通过多种途径实现三方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实现对基层社会的间接治理，从而以较小的官僚体系、较低的行政成本在“广土众民”帝国中实现“大一统”。”

即政府通过士绅与农民协商互动而已，而非权力的行使，更非给农民一个人造生活方式。依据官僚知识分子在官府信儒家而回家后信道家的习惯，他们在自己家里过着道家自足自乐的生活。

冀中一个农村的人口大多在几百人以上，除了每年一次的征收公粮等事外，村长就无存在的必要，所以人们大多临时找个人来临时管此事而已。就连家族也这样，并没有固定的族长。每年公粮在产量的2-4%之间，远少于农民施舍给乞丐的部分。我家乡老年人提到公粮时总是一句话：“那根本不算什么！”

因为绝大多数农民是文盲，男孩们多上三四年小学，他们说仅仅学会写自己的名字而已。他们没有读书能力，他们的知识水平限制了他们接受二级社会系统知识的能力，也是人类天然本性的抵抗能力。向这种普遍文盲的农民世界里传达二级社会系统思想只能采取基督教的办法，每周一次的长年灌输，中国传统农村社会没有任何人这样做。

前面第二节中已经以农村妇女为例介绍了农村准原初社会的生活，这里在概括出几个特点，来传达原初社会的天然之美。

(一)以蓝色与绿色构成的天然世界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家乡农民们说：一个人只要走出自己的村庄后看到的就只有天上的蓝天白云与大地上无边无际的绿色庄稼。因为房子前后种树，树木也就淹没了临近的三五个村庄。农民房屋绝大多数是土房，即大地的土色，个别农户在土房的外边贴上一层兰颜色的砖。今天的世界上所有楼房用砖都是红颜色的，而五十年代河北农民要在用火烧好砖后，再用桶挑水爬到烧窑顶上将水倒入窑洞里，让红砖在闷热的水气中变成蓝色。

人类先天心理：红色让人兴奋，黑色让人死沉，而只有蓝色与绿色使人感到安祥。史前的人类生活的世界正是这样，青山绿水与蓝天，河北农民如此生产蓝色砖的行为也就可以理解了。

(二)劳动与娱乐不分

天然社会里的人类还像自然界的鸟兽一样，没有现代人心目中的劳动与娱乐之分。如果鸟兽在自然界里游荡玩耍，而时时吞食野果作为游戏的奖励的话，河北农民就整天专心玩耍娱乐，而把一日三餐作为他们玩耍娱乐的奖赏而与家人共赏了。

当时每家农户有十几亩地，春天耕种而秋天收割，各用七八天也就足够了，中间仅锄草与雨后锄地防止水分蒸发而已。供养一家人口的劳动量是非常有限的，人们就把劳动当娱乐了，因为耕种锄草并不是累活，与鸟兽在山野里游荡相去不远。心理学家常说：一个人把自己的人生成为他者的成长过程，就会感到幸福满意。农村妇女为一家人准备餐饭与衣服，然后看着家人享受自己做的饭菜、穿上自己做的衣服，尤其看着自己的孩子们天天成长。据说老年妇女回想她们的一生时，感到只有她们孩子幼年时的年月是她们一生中最幸福圆满的。而农村男人们就看着自己种植的各种庄稼成长，他们的生活也是它者的生长过程，不过是动植物罢了。

农民的一些生产活动收益甚微，更像娱乐活动。当时农民仍坚持史前人类的狩猎活动，多数人家都有猎枪与鱼网以及猎狗，少数人喂养雄鹰。冬季庄稼收割后的大地上，手臂上架着鹰，后边带着猎狗，再跟着一二十个来观看的年轻人。只有等在他们面前出现一只奔跑的野兔时，才将雄鹰放开：雄鹰用自己的双翅将野兔打翻在地，用鹰觜将野兔啄死后，再由猎狗叼回献给主人。河北农村人生活在平原上，他们通常挖地掘土来垫成高出周围田地的房基再来建房，结果造成村边很小的池塘，他们在这些池塘里捕鱼。这种狩猎收获很少，只能看作一种娱乐。

女人也有类似娱乐式劳动，诸如绣花，即在给家人做好的衣服与鞋子上的个别部位绣上很小的不显眼的花样。她们更多的是在门帘上绣花，也做装饰性的灯笼等等。

我幼年时，父亲行医，我与姐姐哥哥在放学后到田野里锄地，成为我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我们边劳动、边捉蝗虫拔野菜来作晚餐。成年人的劳动娱乐不分到了儿童变成纯游戏了。耕地播种才雇人，当时雇人工钱是后来农业社员收入的六七倍之多，这就是内卷有无的差别了。此前少数地主雇人也有类似效果。

现代学者引入内卷的概念，说中国农民投入更多的劳力来精耕细作，但并不增加粮食产量。人们不仅要问，当今人类向外开发到浩劫地球资源的地步，我们要不要感谢苍天，普天之下只有人类这一种动物区分工作与娱乐而不内卷，如果除了人类外再有一种动物不内卷的话，地球早就毁灭到烟消云散了。

(三)女人与男人对照来看中国传统农民的准原初社会生活

比较冀中农村的成年男人与妇女可以清楚的看出，女人生活更像猿猴，她们的生活中没有分离出纯玩耍游戏的娱乐部分，她们的生活本身就是游戏，本身就是大自然的美。

冀中妇女在一起闲谈时，她们大多手里拿着针线活，诸如要缝补的鞋袜与衣服。如果说她们装样子以展示自己的勤劳就不够恰当，针线活在她们来说更是一种消遣时间的娱乐。

冀中男人们就有许多音乐戏曲爱好，当地有农民音乐团体，定期聚会来吹拉弹唱。我村是一个有集镇的大村庄，村里还有两个不同唱腔的戏剧团体，他们每年早春、秋后都要演出两次，每次五六天，供本村与邻村人来观看。

大概由于小脚的关系吧，成年妇女几乎不参加这样的音乐戏曲活动。在我记忆中，我母亲仅仅去过一次看戏剧演出，第二天就停止了。戏台下是清一色的男人世界，几乎看不到任何妇女，但有儿童。

大概由于这一男女的不同吧，冀中农村妇女显然更据有人类原有的随时进入了无思绪的清醒状态的能力。她们经常盘腿坐在地上，长时间微闭眼神而一声不响。我这里推测：河北农村男人与女人都有主体意识，他们处在上述人类语言发展的散文阶段，男人们刚刚有些故事语言能力。

(四)不产生丝毫的垃圾

冀中平原传统农村生活不产生丝毫的垃圾。他们把庄稼收获后的秸秆以及野草晒干后作为做饭用的柴火，而饭后的柴草灰用作肥料。应强调指出：传统农民还回收炊烟，妇女天天做饭的灶堂通向家人睡觉用的土炕，土炕里放满土坯，炊烟要通过这些层层土坯才能进入烟囱，而这样被炊烟长期熏蒸过的土坯，一年后取出捣碎后是上好的肥料，含氮肥量很高。今天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还没有听说回收烟尘事例，比如把汽车废气清洁处理后再排放出来。

家家都养一只猪，在猪窝旁建有一个方坑，里面放有青草与污泥供猪取食与践踏。家里每天刷锅洗碗水就倒给猪做食料，而屋里院内清扫的垃圾倒入猪圈里被猪践踏成肥料。

当时农村刚刚使用玻璃器物，农民认为碎玻璃有扎破孩子手脚的可能，农民们即将破碎玻璃在火中烧烤成球状再扔作垃圾。

当今世界垃圾处理成一大难题，太平洋上的朔料垃圾堆集如山，现代人血液里可检出朔料微颗粒。如果文明人类有中国农民式美美与共的心态，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中国农民美美与共的心态包容自然界，当时农村的各种野生动物甚多，狐狸野兔时时可见，各种昆虫更是遮天盖地：我多次看到飞落到大树上昆虫比树叶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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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柚声

两级社会概念全面印证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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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房漏雨与豢养动物

传统农村生活没有现代效益的考虑。如每家养一只牛马，除了耕地磨面外就别无用处。另外家家还养一只猫，十几只鸡，多数人家还养一只狗与会鸣叫的笼养鸟。当时的麻雀、燕子、老鼠、蛇都以农民房屋为家，再加上院子里的树木花鸟，就是一片自然风光了。

当时农民房屋绝大多数是土房，房顶与房周围要每年用掺草的泥土重新刷一遍，用泥土中的草来阻挡雨水进入。这样的土房漏雨比较普遍，通常放一个盆子来接受漏下的雨水。如果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那时农民具有将泥土烧成砖瓦而住砖房的能力。

那么农民们为什么长年住在泥土房子里呢？这背后的心理学又有何种回答呢？史前人类可能吃睡在大地上，住在土房子里显然更接近天然生活。在土屋里望着窗外的落雨，听着房顶上滴下来的泥水声，也就品尝到天然生活的味道了。

这种天然味道也包括土地私有制而以自耕农为主，时时据有开发闲散地的自由，也就更接近史前狩猎采集与远古农民生活，土地是大自然的付予。

(六)宗教信仰与泛灵论

当时冀中农民宗教信仰还停留泛灵论阶段：家家膜拜的传统神有四个：天地，土地，财神，与灶神。重要节日，如农历年、正月十五、八月十五等，家家都到这四个神灵前奉香火，间或供奉食品与焚烧纸钱。有灾有病时，农民通常膜拜灶神，请求保佑，灾病消除后要还愿，即供奉食品、香火等，并当面扣谢。农民对这四个神背后的故事一无所知，他们是些什么神，有什么威力，农民似乎并不想知道。

冀中农民家通常是个大院子，周围有十几间房屋。农民通常住在面南的三间北房里，中间一间称为堂屋，其余两间为卧房。堂屋用作厨房与餐厅，有两个灶堂通向卧房中的土炕，在东面一个灶堂的上方墙上贴有灶王爷与灶王奶奶的半身画像。 一个家庭的母亲与祖母要一天三次在炊烟与饭香中面对灶王爷与灶王奶奶，之后在这个堂屋中间放一张不到一尺高的饭桌，一家人就围坐在餐桌周围用餐，头上屋顶的房梁上经常会有一个燕窝。燕子用泥土筑成的燕窝下挂了一个草编的圆盘，以免燕子屎掉到饭桌上。如果饭桌上是一家三代人的话，头上的燕子一家就只有两代燕子的叽叽喳喳了。如果把灶王爷与灶王奶奶看作一家的话，就是三家人家在此享受大自然家庭的温馨了。

这三间北屋门口东边的墙壁下就是天地神灵的位置，在墙根上随便放上一两块砖头来承受祭祀的香火。这个祭坛的上面墙上经常挖出一个洞作鸡窝，母鸡到这里下蛋。这个天地神前也是新婚夫妇拜天地的地方。

在东西两面的房间里有一间用来储放粮食，通常在面对窗子的墙壁下放两个用荆条编成的直径四五尺的粮囤两个，这两个粮囤之间前面放上两块砖即为财神的祭坛，一年多次在此磕头悼拜的家人们心里是“民以食为天”的虔诚。

我以为以上三个神是农民全部的神灵崇拜，全部在家中。这里的天地神显然是苍天与大地的合称，而天地神灵也更具传统文化的特色。

冀中每个家族有一个土地神庙。我家族的土地神庙是村边一片斜坡的野草地，可能系土屋神庙遗址。这个荒坡野草地显然在农民心目中更据土地神的形象。他们从不铲除这里的野草，冬天则是一片枯萎的草地。人们将香火散放在在这片草地的中部，人们磕头悼拜时得以仰望坡上的草地：土地神在他们头上，脚下才是他们耕种的土地。总之，这种泛灵论信仰是美美与共的天然生活之灵。人死入土前，在土地庙前举行葬礼。

在普遍存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地区只有中华文明是真正原始性的代表，其他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相近。而古希腊、罗马与近代化过程中的欧洲是大量使用奴隶的短时期非常态歧变。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原始共产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原初社会本质显示：人类五千年文明史本身也是一个自我为敌的战争文明的歧出。

The Concept of Two-leveled Societies Truly Corroborates Marxist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Theory

You-Sheng Li

Abstract: It is natural to divide All human societies into the genetically coded primary society and the man-made secondary society. Only Chinese civilization started with the ancient superstate of primary societies while all other first civilizations appeared on a narrow land near sea and desert and started with war and class struggle to control the limited resources: the Asian Production. After the nomadic invaders used the local farmers as slaves, the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civilizations formed the citizen warrior class who were capturing and managing slaves in large scale. This political change was associated with a new religious culture where Gods share the similar desires with people. When the Roman empire adopted the Christian religion and it returned to similar Asian Production in the middle age of Europe. Only Chinese civilization represents the primitive nature of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Chinese history was eliminating the middle class or local aristocrats and replaced them with a pure bureaucratic system of Confucian intellectuals. The result was to leave all peasants in a pseudo-primary society for a natural life.

Keywords：primary society, secondary society, natural and man-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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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柚声

图二、虚线代表大禹时期的海岸线。点状虚线代表黄河的主要旧河道，最上面一条大致自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前602年，最下面一条从1939到1947年。中间的圆圈代表自高原山区进入平原的关键地段，此处决堤造成大面积水患。

(此图系在下文之后：四、从原始共产主义走向战争文明的突变与歧出;   1、中华文明是人类史上的第一个歧出：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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